認識Dolly的人，都很難忘記她；不認識她的人，很值得認識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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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s Gift
Dolly Lo，陸台蘭，生於1955年3月9日，卒於1995年12月3日，享年40歲。Dolly是陸媽媽為她取的名字，與Dorothy同義，意指God's Gift。在親近Dolly的親友心中，她正是God送給大家的Gift。
我來不及參與的Dolly前半生
Dolly 7歲時父親離家。陸媽媽擔任英文秘書，有時身兼三份工作，以單親之力扶養Dolly與妹妹Polly。因Dolly從小特立獨行，陸媽媽擔心她難以適應正規教育，故勉力讓Dolly就讀學費高昂的美國學校。由於體諒母親辛勞，Dolly 13歲就知道賺錢養家，暑假中自編英文課本，為陸媽媽朋友的孩子教授英文，以補貼家用；高三下學期並在亞洲航空公司擔任夜間電話接線生。
高中畢業時，Dolly在280位畢業生中名列第一，依慣例應代表畢業生上台致謝詞，但校方將此榮耀賜給第二名的美籍男生。Dolly首次經歷性別與種族的差別待遇，反而激勵她後來加倍努力以期出人頭地。
18歲時，Dolly買了一張單程機票，赴美就讀於提供她四年獎學金（包括學費及食宿）的Wellesley大學，以榮譽生畢業後，就讀Harvard Law School，二年級時結婚但婚姻只維持三年。取得哈佛JD後，Dolly在波士頓著名的律師事務所Ropes & Gray任職兩年，接受嚴格的訓練。1982年，Dolly回到台北任職於Baker & McKenzie的台北事務所─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關於Dolly對職業的選擇，我女兒Serena在她申請賓州大學所須提出的一篇題目為「One Evening with a Most Intellectually Exciting Person」的Essay中寫著：「Dolly often tells me that "Taiwan gave birth to me, but America educated me." Thus she chose to work for American clients in Taiwan. "This way", she said, "I can repay both countries."」
初試啼聲、嶄露頭角
Dolly加入國際通商的前三年，因為成功承辦了兩件重大矚目案件，1985年10月發行的《婦女雜誌》曾對她作出下列報導：
「哈佛大學法律博士陸台蘭回國三年以來，成功地辦理過幾件重大的外商投資案，如美商摩托羅拉公司、安訊電腦公司的投資案，以及中央信託局、中華貿易開發公司等大貿易商的國際貸款糾紛和貿易糾紛案件。她已成為國內律師專長辦理國際性商業法律案件的好手之一」
「去年（1984年）十二月，經濟部核准了美國最具規模的半導體製造商摩托羅拉（Motorola）公司在台灣投資生產半導體，這項投資計畫的總投資額超過一億美元，是近年來最大的外商投資案之一……。這項投資案的成功，除了經濟部投資單位的大力促成和財政部的通力配合，該公司在台所委任的法律顧問陸台蘭，扮演了重要的折衝角色。」
「摩托羅拉公司在提出投資申請時，附帶了二十項請求事項，主要是針對我國投資法令中一些較不合理的地方請求修改，經陸台蘭與經濟部、財政部有關單位反覆磋商的結果，經濟部投資審議會不但批准了投資案，並對該公司所提的二十項申請原則上同意，決定報請行政院修正獎勵投資條例的有關法令。」
「在去年四月爆發的中信局涉及三億美元的國際貸款詐騙案中，由於她的聰明機警，揭穿了騙局，才使中信局未蒙受損失或招致法律責任。……巧的是她也是美國堪薩斯州Wichita大學銀行在台委任律師。去年十二月Wichita大學銀行打算撥款前，委託陸台蘭向中信局查證，她向金唯信求證之後，發覺是個騙局，除電告美國銀行不可付款外，並要求銀行提供全部資料給中信局，確認出於偽造之後，由調查局接手偵辦，終於使詐騙嫌犯一一現形。如果沒有陸台蘭的一番求證和資料提供，這次國際金融詐欺案能否如此順利偵破，很難逆料。」
初見Dolly
我第一次見到Dolly，是1986年的一個女律師午餐會。或許因為我在餐會中批評時政，餐會結束時Dolly主動找我閒聊，始知我們兩人的辦公室竟然同樣位於民生東路上的環球商業大樓，我任職的第一聯合在9樓，她任職的國際通商在4樓，我倆因此一起走路回事務所。許是姻緣俱足，Dolly邀我翌日去參觀國際通商，並且建議我加入B&M。
做事非常積極的Dolly，火速安排我和當時的Managing Partner Bill Atkin、法定負責人John Lee及會計師Keye Wu見面。其後不久Bill即安排我和代表B&M總部前來台北的John Conner面談，並敲定我加入B&M的程序。
如今想來，如果沒有在1986年午餐會中巧遇Dolly，我可能不會加入B&M，也不會展開我和Dolly此生非比尋常的相知、相惜與相攜。
一見如故，愛屋及烏
為了使我深入了解B&M，Dolly安排我一家三口參加1986年間B&M在墨爾本舉行的亞洲區專案會議。在旅遊且竟日相處中，我更能感受到Dolly對同事家人愛屋及烏的情懷。
Dolly和10歲的Serena首次相遇，一見如故，情同母女。她倆在旅館住同一個房間，飛行及用餐則併肩而坐。有一天晚上，我們四個人第三次在墨爾本的同一家小餐廳用膳，店東很親切地問我：「妳和他們三人是什麼關係？怎麼這麼要好」？Dolly立即搶答：「他們三人是一家，我是小老婆」。
Dolly喜歡逛畫展、搜集古董、室內設計。她對於藝術的喜好及美學的鑑賞，與三雄不謀而合。三雄和我喜歡聆聽黨外人士在選舉期間的街頭演說，Dolly也在下班後穿起運動鞋，跟著我和三雄上街追尋民主的浪潮。
不諳律師收入的夥伴
猶記我加入國際通商的第一個月，1986年6月，Dolly很熱心的鼓勵我把客戶帶進來並且儘快收費，以便向B&M展現我的實力。我因而全力以赴，在第一個月未屆滿，就帶給事務所超過新台幣一百萬元的收入，這在三十年前是一筆不小的金額。可是Bill Atkin發現此事後，卻立即告訴我：事務所的會計年度是從7月1日開始，我依Dolly建議而預收律師費、趕在6月份入帳，非但不能於該年度享有分紅（因為我只工作1個月），反而減少了我於下一個年度的分紅基礎。
後來我才發現，Dolly和我一様，對於律師工作的收入都不求甚解，總是全然信賴Keye的計算與事務所的制度。
經營國際通商的最佳拍檔
為深耕國際通商的本地法律服務，我一加入就著手編製office brochure，並且要求事務所的信紙及簡介不能只用英文而須中英併存；其後我更極力建議合併我之前任職的第一聯合律師事務所，Dolly馬上支持且劍及履及和我攜手推動。
為了促使第一聯合的曾宗廷律師、蔡詩郎律師兩位創辦人接受合併，我倡議在國際通商創設當時B&M所沒有的local partner制度，並經Dolly贊同，乃能於1987年順利完成台灣史上第一件律師事務所合併案，也奠定了國際通商後來在台灣快速發展的基礎。
在律師每年只錄取十人的1980年代，我倡議設立「主任」制度，以防止資深且資優的法務助理離開B&M。為使同事共享利潤，我建議實施local client credit的制度。
對於我所提出的每項制度上的變革，Dolly總是率先支持，而且軟硬兼施地破除來自Global Office的阻力，直至成功為止。就國際通商的經營管理而言，Dolly和我真是最佳拍檔，我擅於提出企業的經營理念，她則具有和國外IP周旋與討價的能耐。
法律工作的分工合擊
回顧我的律師生涯，我最感恩的是Dolly協助我打開了世界的窗。
由於工作類型不同且我倆billing rate較高，通常只有跨國性且難度高的案子，我和Dolly才有機會一起工作。但至今我仍清晰記得：我坐在Dolly座位旁邊口述法律意見，她快速敲打鍵盤打出英文，然後印出文件，我倆一起修改。
對於我倆首次攜手合作的一個跨國案件─協助Carrefour（歐洲最大的hipermarket）在台灣建立「家樂福」大賣場，印象最為深刻。
話說1980年代，法國公司前來台灣經商者不多，而Carrefour來台辦事的代表人Mr. Clerc又極為謹慎，以致一拖兩年仍無法決定該公司在台灣的事業夥伴。Dolly因此邀我陪同Mr. Clerc在當時最熱閙的西門町及忠孝東路四段逛街，協助他了解台灣商圈。
我從來沒有想到，「帶客戶逛商圈」也是律師的工作。但事實證明，在逛了許多街、吃了許多餐、並由我提供多位台灣產業的名人資訊之後，Carrefour終於和統一企業簽訂了Joint Venture Agreement，於1987年成立家福公司，為台灣帶來了第一家國際級的「家樂福」大賣場。
1990年4月間，我和Dolly聯手為Alberto-Culver（美國著名的美髮產品公司）成功終止該公司對台灣美吾華公司（台灣洗髮、染髮產品市佔率第一）的授權契約，Alberto-Culver因此致函Dolly及我表示：「A great degree of credit for this fine solution to a difficult situation goes to the excellent work both of you have done on behalf of Alberto-Culver. Your prompt attention to our problem and your very helpful advice certainly was appreciated. We couldn't have accomplished this great result without you. On behalf of Alberto-Culver, we appreciate the work you have done for us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ssistance.」
在客戶拓展方面，我和Dolly總是東方與西方合體、攜手合作。她憑超人的慧黠與過人的努力吸引跨國客戶；我則在媒體寫專欄、上電視主持節目、接受講座邀約，全力衝刺台灣市場。
衝突與和解
Dolly和我都意志堅強、使命必達，因此即使志趣相投，仍有一次發生嚴重衝突。
我加入國際通商並成功合併第一聯合之後，Bill Atkin向Global Office提出全球第一個也可能迄今仍是唯一的「partner training program」，由Global Office提供一筆高額獎金，讓我在San Francisco Office工作一年，學習如何以國際規格經營管理國際通商。此事係由Bill Atkin主導，但他和我都認為此項申請史無前例，恐難獲准。我因擔心被駁回有失顏面，也就未向Dolly提及。
當Dolly獲知總部核准此一program，且不久我即將離開台北長達一年時，頓失夥伴的Dolly勃然大怒，拒絕和我說話。對於一向「解決當日不快」的我，真是如坐針氈、度日如年，甚至思及是否應該離開B&M。冷戰一個月之後，我決定以柔克剛，先向她示好並予開導，始雨過天晴、重歸舊好。歷經此一人生中的特殊經驗，讓我和Dolly其後益加珍惜與尊重彼此。
第二次見到Dolly為事務所的人事盛怒，是Dolly的最佳秘書Pauline提出辭呈，Dolly婉留不住，生氣地告訴我「任她去吧！」我心知Dolly心軟嘴硬，為了化解她的心結並解決困境，我為Pauline創設了新職，使她擔任人事主 任（後來升為office manager），以便她個人的職涯有所成長，並留住她在事務所繼續貢獻所能，也為B&M日後的發展與管理預作準備。
拚命三郎、志同道合
Dolly工作之賣力，世間少見。農曆年節放假七天，她除了初一休息，其他時間都在辦公室。她每個月的billable hour平均250小時，最高達350小時。
當我們工作遇到困難，Dolly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她總是以樂觀及堅定的態度，使同仁們有信心且心甘情願地跟隨她的腳步向前。
Dolly和我工作領域不同，但工作態度卻高度雷同：我倆都努力超越自己、都把客戶的託負看得比自己更為重要、都視事務所的發展為責無旁貸的己任。個性都很強且都有話必說的我倆，也因此可以放下己見，為成就B&M的大業而志同道合。
聆聽Dolly的心情故事
Dolly直率坦言，又對我十分信賴。每年我倆一起到國外參加partners meeting那幾天，在沒有工作壓力之下，Dolly總喜歡向我訴說她的心情故事。從她父親的婚姻故事、她自己年少輕狂的初婚、名人追求她卻功敗垂成的戀情，每每情節高潮迭起，令我有感而發地告訴她：「原來瓊瑤筆下的愛情故事可能是真的。」
Dolly的真命天子
1987年10月，Dolly和我一家三口同赴巴黎參加partners meeting。當我們下了飛機到hotel check-in時，有一個小包裹已經被放在櫃檯等著Dolly，原來是John鄧送給她的一條圍巾及一封信。當晚外出用餐時，Dolly卻把那條藍色的美麗圍巾圍在Serena身上，深怕她著涼，讓我深深感受到Dolly對周遭親友的體貼與愛心。返台之後，Dolly経常和我分享John的來信，有時是因她不懂中文的深意，有時是因她想用美麗的詞藻回信。
1988年，Dolly和John有情人終成眷屬，決定在American Club的California Room舉行婚禮。Dolly要求我擔任婚禮的司儀，我當然欣然答應。又隔幾天，Dolly要求我同時擔任證婚人，我認為期期不可，因為證婚人必須年高德劭，何況從未見過司儀兼證婚人的婚禮。Dolly的長輩也認為她的想法不妥。豈料Dolly動氣不從，堅持「John既未反對，別人就不用多言。」
我只好硬著頭皮在婚禮上先擔任司儀開場，邀請雙方主婚人及新人上台，介紹證婚人是國際通商的陳玲玉律師，然後走到講台中央去致詞。幸好典禮結束後，Dolly的長輩都稱讚這是一個別開生面而且令人難忘的婚禮！Dolly也因她的創舉而沾沾自喜。
John鄧是難得一見的紳士，溫文儒雅，為親友們所愛。在Dolly生病期間，尤其在Stanford住院時，John台、美兩地奔波，還要照顧兩個年幼的小孩與事業，很難有男人比他做得更好。
國際通商喬遷之喜
國際通商的辦公室設在環球商業大樓有年。1992年底，敦化北路上的宏泰世界大樓落成啓用，我的好友陳田文（群益證券董事長、宏泰集團林堉璘董事長的女婿）極力鼓吹我搬入此一新建大樓。我長考之後，鑑於單一樓層面積一千坪以上的辦公大樓極為少見（當時在台灣僅有三棟），不但有助於事務所的經營與聯繫，且大坪數可以因應未來的業務成長，因此認為值得搬遷。
我告知Dolly此一構想之後，沒料到她的第一個反應竟是：委請風水先生勘察現場。結果大師告知：宏泰大樓尖銳三角形的特殊建築，能使動刀的外科醫師及處理爭端的律師大展鴻圖；而且樓層越高越好，因為樓層高的的事務所將可超越鄰近位置較低的其他事務所。聽聞此語，我倆立即決定搬家至宏泰的15樓，並且取得John Lee與Keye Wu的同意。
之後的幾個月，Dolly和我真是忙碌不堪，除了正常的律師工作外，還須和屋主進行長期租約的談判，於1993年2月1日簽妥租約並啟租後，隨即進行一千三百多坪辦公室的整體規劃及裝潢，每一個大方向及小細節都經我倆共識之後才會執行，也非常感謝John Lee和Keye Wu對我倆充分的授權與尊重，搬遷事務所的大事才可能在數個月內順利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partner 及associate的房間大小，Dolly和我決定規劃為二比一，而且全體partner不分資歷深淺一律使用面積相同的房間。這樣的規劃，一方面突顯partner之間的地位平等，另一方面因為2位associate和1位partner的辦公室可以互相轉換使用，對於律師座位的安排自可更為簡便。Dolly和我對於房間的規劃只有一個私心，那就是把我倆的辦公室安排於緊鄰，而且位於整個事務所的正中央，以方便我倆照顧南北兩端的同仁們。
1993年11月16日，我們舉行事務所喬遷的慶祝酒會當天，Dolly因數月來勞累而感冒發燒，但拖延到18日晚上才抽空到台安醫院就診。未料醫生驗血後，當下通知Dolly住院不准外出，因為她有隨時休克的危險。但她卻神彩奕奕、渾然不知面臨險境。
平靜告知罹患血癌
1993年11月24日Dolly從病房打電話給我，平靜地說：「Lindy，我告訴妳一件事，妳不要害怕，也先不要說出去。醫生說我患了血癌」。想到Dolly年紀輕輕卻罹患重病，想到年僅5歲的安琦與3歲的陸安，想到她躺在病床卻擔心我「害怕」，令我泫然淚下。
陸媽媽在追悼Dolly的紀念文中，憶及Dolly以錄音帶告訴她罹患血癌的情形：「（1994）年1月2日，璞厲（Dolly妹妹）來我們房間說要告訴我們一件事，要我們鎮靜。她說『姊姊得了血癌』。她放了台蘭錄好的錄音帶給我們聽。她說她病了，但這病是可以醫好的，要我們不要太緊張。她不讓我們在美國知道而讓璞厲在法國告訴我們，因為在那時有璞厲在旁，可以安慰我們……。這點使我很感動，也很心痛。她得了重病還要設法瞞住我。一向我不認為她是個貼心、體貼的女兒，但從這件事，可了解她還是很孝順的，在病中還為我著想。」
Serena在她的Essay中提及：「Last year (1993), at age 37, she contracted Leukemia. While all her friends visited her with tears, Dolly comforted them with her smile and was determined to overcome this.」
宗教信仰
Dolly生病之前，督信佛教。她在1994年2月作成的遺囑中，也交待我：「請聘僧尼為我誦念佛經。」
但Dolly在Stanford住院之後，她的信仰有了改變。依陸媽媽在紀念文中的記載，「(1994)年10月3日我又回去（Stanford）陪她。有一次Dolly叫我打電話給陳玲玉講買菜的事。陳玲玉告訴我說，『Dolly告訴我，她要信耶穌了。』我聽了真不敢相信，…我真是非常興奮高興。」
病中規劃未來
Dolly有超乎常人的堅忍與毅力，她總告訴我們，她會戰勝病魔，但血癌指數老是在歸零之後又反覆回來。病房中的她，心境上應是「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Serena在她的Essay中記載：「When she knew that she might lose her life at any time, she decided to donate her time and money to support the bone marrow bank. She even used her hospital room as a counseling office to give encouragement to other cancer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She truly lives her life based on her motto "It is God's will to decide the length of one's life, but it is yourself who determines how to live a meaningful life every day."」。
Dolly在病房中著手寫遺囑、安排兒女的教育信託基金及財產配置。她也通知我擔任她的遺囑執行人，但她說：「我不能讓妳先看遺囑，因為妳是『受遺贈人』之一。」
臨終前的親友關愛
Dolly在Stanford Medical Center期間，陸媽媽及Polly輪流照顧，John更是台、美兩地奔波的空中飛人。除了他們三人，或許老天垂憐Dolly一生熱愛親友，神奇地安排親友在她臨終前適時地出現在她左右，照顧她、陪伴她。
Teresa是Dolly同父異母的妹妹，長年住在加拿大，與Dolly並無往來。但當她從朋友處得知Dolly生病，即主動聯繫並提供血癌資料，也前來Stanford探望她。Dolly在世的最後幾天，輪由Teresa陪伴，最後一晚送Dolly去醫院的也是她。Dolly對父親離家他去的不諒解，在她人生的最後時刻因Teresa的姊妹深情而化解，相信Dolly對於「父愛」應是了無遺憾了。
Heddy 是陸媽媽表姊的女兒，和Dolly本不熟識。想不到她適時從加拿大搬到加州，還在 Stanford Medical Center工作，故能在醫院給Dolly最安心的照顧。
我因Dolly的引薦及協助而加入國際通商，並因Bill Atkin安排而舉家遷居舊金山灣區長達6年。此期間，適逢Dolly在Stanford就醫，Serena正好在Stanford校地內的女子高中就讀，三雄則住在附近為Serena伴讀。因為這個奇妙的巧合，讓我們三人可以就近陪伴Dolly。在Dolly可以走出病房的日子，她最喜歡三雄開車接她前來我們住家山腰下的「馥苑」享受港式飲茶。後來她病情加重，我們只能購買她喜歡的食物在病房中和她共享。
Dolly和我深交多年，彼此已無須言謝。但1995年11月間，我突然收到Dolly的一張小小謝卡，讓我心中湧起不祥之兆。她寫著：
「Dearest Lindy:
Words cannot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you for visiting with三雄in Palo Alto, for bringing the wonderful Fooh Yuen（馥苑餐廳） food, for An Chi's presents and most of all for your friendship - 我們真是〝親密戰友〞. I really miss our days of working together on all the hardest cases and coming out ahead of everyone else - we are a great team! I'm fighting this battle by myself but I will return to join you. 要有信心！Pray for me.
Much, much love, Dolly」
人生的畢業典禮
或許因為Dolly是我九年來朝夕相處的摯友，也是榮辱與共的夥伴，1995年12月2日深夜，我夢見Dolly，與我同行，一如往昔。我驚醒而打電話給遠在美國的Dolly，告訴她，她入我夢。Dolly口齒清晰的說：「那表示我回到台灣了！」掛斷電話的六個小時以後， Dolly病逝於Stanford Medical Center。
我趕在大家上班之前寫了一封短文，親自放在國際通商的每位同事的椅子上，讓Dolly親自一一告知大家：「我已回到台灣，但要遠行了！」
Dolly往生後，我打開她於1994年2月17日口述，謝寶容（Rebecca Shieh）筆記，楊金美（Wendy Yang）及劉銘菊（Ivy Liu）共同見證的遺囑，她詳細交待我每個應辦事項的細節，如同她為客戶執行律師業務般的周詳與嚴謹。
Dolly在遺囑中特別提及，「因管理或執行遺囑所生之費用，依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之收費標準，自遺產中預先予以扣除。」當然此點我無法遵辦。
Dolly把她放在事務所的私人傢俱、字畫、刺繡都送給我留念，贈與禮物給照顧她的榮總醫生，也贈與現金給每位親人、秘書和司機。尤其令我感動的是，她贈與一筆現金給她亡父所生的獨子當教育費。這是我所見過的，「遺贈」最多的一份遺囑。
1995年12月6日，John鄧、陸媽媽、三雄與Heddy夫婦在Funeral Home為 Dolly進行最後Viewing；三雄協助辦理Dolly的死亡與火化證明，並交由John McKenzie辦理公證與認證；翌日在Ladera Community Church為Dolly舉行追思禮拜。
12月12日凌晨5點30分，我與幾位好友在桃園機場接回Dolly，也請僧尼為她念誦佛經。心神不寧的我，在Dolly家中跌了一跤，左手骨折。
12月21日，國際通商同仁與John鄧在Dolly結婚的地點， American Club 的California Room，為Dolly舉行告別式，一起懷念Dolly燦爛的一生、傑出的事業及不朽的精神。我以紗布包裹著無法動彈的左手，擔任Dolly追悼會的司儀，踐行我倆最後的生死之約。Serena則在追悼會中擔任英文司儀，向她所敬愛的「陸阿姨」最後致敬。
我依照Dolly遺囑中的交待，一一執行她所想要的儀式：
「請大家莫為我的離去而傷心。請大家為我舉行一個溫馨但不悲傷的告別式，為我的一生劃下一個開朗平和的句點。
請慧孫（John 鄧）於告別式中為我播放Kenny G.之爵士樂。
請我的好朋友陳玲玉擔任告別式之司儀。
請以鑲白之紫紅色鮮花佈置禮堂，絕不可使用黃色或大紅色的花，並準備紫紅色的石斛蘭供參加告別式之親友佩戴。
請以彩色照片作為我的遺照，莫使用悲傷的黑白照」。
在告別式結束前，我代表國際通商宣佈設立「陸台蘭文教基金會」，期許Dolly的名字與精神在法律界永誌不朽。
Dolly的美麗與哀愁
在遺囑中，Dolly寫著：「我一生崇尚自由、平等與成功，時時刻刻都盡最大的努力，將自己的生命發揮到極致。我的生命沒有絲毫浪費。……38歲面臨死亡，……我這才深刻了解生命、陽光、孩子的可貴。
我復原之後，我終將回到我所愛的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繼續為我的客戶提供專業服務。我將以無悔的心情，繼續熱愛我的工作，一如往昔。」
只是，Dolly終究沒有回來！
Dolly的一生充滿傳奇，世人看到Dolly美麗的臉龐，耀眼的成就。但我知道，在Dolly的心靈深處，從小就隱藏著哀愁的因子。那份哀愁化為她成長的養分，讓她發光發亮，使大家看到她的美麗。
最後，Dolly以美麗的身影謝幕，帶著心中的哀愁……。
Dolly與我們同在
Dolly是個特殊的發光體。和Dolly長時間相處的親友，都受到她深刻的影響。Serena在Essay中寫著：「If I could spend one evening with only one person, I will definitely choose Dolly Lo as my companion without any hesitation, because Dolly is the most intellectually exciting person I know and ha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me.」
Dolly自1982年起任職國際通商，直至1995年辭世。Dolly這十二年的律師經歷，就是國際通商的歷史；她的智慧與心血，換來了國際通商的成長與成就，令同仁們永遠感念。不管日換星移，Dolly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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