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Dolly同年在台灣出生（1955年），同一年法律研究所畢業（她哈佛，我台大法研所），同年同月進台北Baker（1982年9月），Dolly讀的是美國頂尖學校（衛斯理、哈佛），而我一路就讀本土公立學校。Dolly哈佛畢業後，在波士頓著名事務所工作歷練二年，我那二年在南部服預備軍官役，每日與軍監人犯為伍。因此 當我退伍後一星期頂著平頭進台北Baker，在走廊見到Dolly，她那充滿自信與活力的身影，中英文流暢，容光煥發的氣質與作風，宛如來自不同星球的人。 當時事務所裡，包括我在內還有幾位台灣執照律師，每個人都是以less than 1% 錄取率考取執照的台灣驕子，面對來自哈佛的美國牌律師，大家年紀相仿，互動之間當然有Tension及競爭。 當時Baker的主要工作是對外商提供法律服務，Dolly不諳台灣法，而台灣律師則面對老外，有口難言，下筆寫英文有如千斤重，因此許多工作都必須中西律師一起合作。台灣執照律師與Dolly合作成為工作常態。Dolly常一手拿著鉛筆及黃色筆記紙，跟台灣律師討論後撰寫法律意見。我很快就發現Dolly聰慧異常。很多台灣法下的概念，Dolly很快就能掌握理解，用英文精準地表達出來。甚至還會追問些問題，啟發新的思維方向。Dolly擅長打字，常常在討論完之後，立即在打字機上劈里啪啦一下子出現一篇頭尾完整的法律意見，令人嘆為觀止。當然，有時會出現法律意見的爭執，有幾次我們對法規解讀不同，彼此互不相讓，氣氛僵持之下，最後雙方打賭，以老吳的意見為準，輸的人請客，如此打賭了好幾場。 Dolly以她卓越的中英文能力，在工作上處於絕對優勢，難免給別的同儕壓力，但我也可以感受Dolly竭力避免鋒芒外露，從未出口傷人。她在指正別人錯誤時，不忘適時講幾句溫暖鼓勵的話，因此在事務所內得到同事衷心敬愛喜歡。 我在Baker工作兩年後，準備到德國事務所接受為期兩年的實習訓練，Dolly親自處理所有申請文書，所有與芝加哥或法蘭克福的溝通文件都由Dolly親手打字撰寫。在我出國期間，Dolly成功地引入第一聯合律師事務所多位台灣執照律師，壯大了Baker本地法的優勢。Baker在今天兼具本土與國際優勢，堪稱最本土化的國際性事務所，也是最國際化的本土事務所，Dolly實為背後最大推手。Dolly兼具中西法學教育與文化之長，她早年的努力奠定了Baker台北今日的基礎。 工作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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