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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994/08/11 Dolly 書信 to BAKER & McKENZIE (Re: 更新-台灣的骨髓資料庫已從去年12月的2萬左右增加到4萬左右)

BAKER & McKENZIE
MEMORANDUM
To: M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From: Dolly Tai-lan Lo
Date: August 11, 1994
Re: Update


Meanwhile, I am pleased to report that Taiwan's bone marrow data bank has increased from the 20,000 or so donors in December of last year to around 40,000. I wish to thank those of you who have provided financial and logistic support for Tzu-Chi Foundation Bone Marrow Information Center's blood drives, in particular those corporations which have publicized this effort in corporate newsletters. You have each contributed to the growth of the data bank and a number of transplants have already been performed as a result of matching by the data bank!


In addition, my many months in the cancer ward of one of Taiwan's largest and most well-regarded hospitals has convinced me that cancer patients in Taiwan are surely in need of positive and sympathetic psychological support. The word "cancer” remains taboo and a recent newspaper report stated that almost 90% of family members of terminal cancer patients do not permit physicians to tell the patient the truth about their codition. My readings in this area suggest tha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in a successful fight against cancer is the patient's will to live and the actions which the patient takes to manifest that will.


致:我的朋友和同事

寄件者:陸台蘭

日期:1994年8月11日

回覆:更新-台灣的骨髓資料庫已從去年12月的2萬左右增加到4萬左右



距離上次與你溝通已經有一段時間了。自一月下旬以來,我一直在接受強化鞏固化療,並在退伍軍人總醫院住院,在兩輪治療之間有短暫的在家休假。  最後一輪治療於6月18日結束,月底前往北美史丹佛大學醫學中心進行進一步治療與分析。


在史丹佛大學,我接受了額外的化療,並進行了大量測試,為骨髓移植做準備。目前,我正在史丹佛大學“休假”,但將於月底返回帕羅奧圖。


同時,我很高興地報告,台灣的骨髓資料庫已從去年12月的2萬左右增加到4萬左右。感謝那些為慈濟骨髓資訊中心獻血活動提供資金和後勤支援的人們,特別是那些在企業通訊中宣傳這項活動的企業。你們每個人都為資料庫的成長做出了貢獻,並且透過資料庫的匹配,已經進行了多次移植!


此外,我在台灣最大、最受好評的醫院之一的癌症病房待了幾個月,這讓我確信台灣的癌症患者肯定需要積極和富有同情心的心理支持。 「癌症」這個詞仍然是禁忌,最近的一份報紙報導稱,幾乎90% 的晚期癌症患者家屬不允許醫生告訴患者他們的病情真相。積極和富有同情心的心理支持是成功對抗癌症的要素是病人的生存意願以及病人為體現這種意願而採取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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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Dolly同年在台灣出生(1955年),同一年法律研究所畢業(她哈佛,我台大法研所),同年同月進台北Baker(1982年9月),Dolly讀的是美國頂尖學校(衛斯理、哈佛),而我一路就讀本土公立學校。Dolly哈佛畢業後,在波士頓著名事務所工作歷練二年,我那二年在南部服預備軍官役,每日與軍監人犯為伍。因此 當我退伍後一星期頂著平頭進台北Baker,在走廊見到Dolly,她那充滿自信與活力的身影,中英文流暢,容光煥發的氣質與作風,宛如來自不同星球的人。 當時事務所裡,包括我在內還有幾位台灣執照律師,每個人都是以less than 1% 錄取率考取執照的台灣驕子,面對來自哈佛的美國牌律師,大家年紀相仿,互動之間當然有Tension及競爭。 當時Baker的主要工作是對外商提供法律服務,Dolly不諳台灣法,而台灣律師則面對老外,有口難言,下筆寫英文有如千斤重,因此許多工作都必須中西律師一起合作。台灣執照律師與Dolly合作成為工作常態。Dolly常一手拿著鉛筆及黃色筆記紙,跟台灣律師討論後撰寫法律意見。我很快就發現Dolly聰慧異常。很多台灣法下的概念,Dolly很快就能掌握理解,用英文精準地表達出來。甚至還會追問些問題,啟發新的思維方向。Dolly擅長打字,常常在討論完之後,立即在打字機上劈里啪啦一下子出現一篇頭尾完整的法律意見,令人嘆為觀止。當然,有時會出現法律意見的爭執,有幾次我們對法規解讀不同,彼此互不相讓,氣氛僵持之下,最後雙方打賭,以老吳的意見為準,輸的人請客,如此打賭了好幾場。 Dolly以她卓越的中英文能力,在工作上處於絕對優勢,難免給別的同儕壓力,但我也可以感受Dolly竭力避免鋒芒外露,從未出口傷人。她在指正別人錯誤時,不忘適時講幾句溫暖鼓勵的話,因此在事務所內得到同事衷心敬愛喜歡。 我在Baker工作兩年後,準備到德國事務所接受為期兩年的實習訓練,Dolly親自處理所有申請文書,所有與芝加哥或法蘭克福的溝通文件都由Dolly親手打字撰寫。在我出國期間,Dolly成功地引入第一聯合律師事務所多位台灣執照律師,壯大了Baker本地法的優勢。Baker在今天兼具本土與國際優勢,堪稱最本土化的國際性事務所,也是最國際化的本土事務所,Dolly實為背後最大推手。Dolly兼具中西法學教育與文化之長,她早年的努力奠定了Baker台北今日的基礎。 工作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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