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見Dolly是在唸東吳法研所的時候，當時George Lin（林繼恆）已在Baker任職，他提到事務所要找一個辦理強制執行案件的助理，毋須全職，part-time亦可。懵懵懂懂的去面談，後來得知未獲錄取。本也不以為意。未料竟接到Dolly的來電，她說要跟我說抱歉，因為最後事務所還是prefer能夠找一個可以全職工作的同仁，她知道我來應徵時被告知part-time亦可，所以她對我因無法full-time而未能獲選至感抱歉，並再三承諾歡迎我以後一旦能夠全職工作時再去事務所任職。當時心想怎麼有如此周到細心的人，連一個未獲錄取的應徵者她都可以親自致電，坦白承認我是因為事務所的條件變更而未能獲取，並早早相約日後再去任職。但是覺得備受尊重，為人賞識之心早已油然而生。
民國77年退伍後第一次準備律師考試，時間匆促兼之心性不定，自是鎩羽而歸。78年1月，當年聯鼎轉赴理律任職的同仁相邀，赴理律短期支援他們一個國外併購的法律文件中譯工作。這時George電話又來了，他說Dolly說你要工作就來Baker啊！我說我只是打臨工，年中就要回家專心準備律師考試了，但是Dolly仍然堅持我去跟她談。我說要準備律師考試，她說你先來，要去準備考試時再留職停薪，她會先幫我爭取好，一定沒問題。這次的經歷讓我看到了一個鍥而不捨、不達目的絕不中止的Dolly，我說一旦做事就可能影響繼續準備律師考試的決心，她說你做到8月31日，9月1日以後就算你要繼續上班也不准；我說我的作息習慣晚睡晚起，希望能夠利用夜深人靜的時間才能專心唸書，她說我們上班不簽到、不打卡，工作做完就好，只要事先談定，就算你下午才開始上班也可，她還以Keye做為例子，告訴我他都是下午才來；我說一鼓作氣一直堅持到考試才能畢其功於一役，她說天天看書，沒到年底考試時你早就發瘋了，工作才是最好的調劑。不記得當時還提出了那些真的假的理由還是藉口，反正最終還是節節敗退，潰不成軍，78年4月1日就開始了我的第一段Baker之旅了。
上班的第一天她請我早一點來，並承諾以後可以晚點再來。8:30走進辦公室，Dolly帶我去的第一個地方是電腦機房，當時用的還是王安系統，要先從主機開機，而後各工作站才能啟動與主機連線存取檔案。她要我早來的原因是要教我如何開主機，因為她說我們以後可能要在假日加班，最好學會如何開機，就可隨時來工作，不必受時間的限制了。那天還約好下班後去學關機。在介紹辦公室的路上，她教了我傳真機的熱感應紙捲要如何更換、影印機沒紙時要去哪裡找、文具有缺時去哪裡補充，就連總機叫便當的名片是藏在她的桌墊下的〝秘密〞都告訴了我。她說你這些都會了以後就可無往不利的獨立作業了。這是我人生第一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實戰體驗，也是我之後職涯養成的「凡是工作上要用到的軟硬體都要學會操作」的習慣由來。但是最最忘不了的是一個日理萬機的年輕大老闆，竟然願意親自教著一個第一天來上班的小助理的那份熱心，和那份神采飛揚得意的告訴你，她通通都會的俏皮神情。這些年來，除了當年要一個一個字敲的中文打字機外，我想我沒有愧對當年的恩師，我也通通都會耶！
Dolly因為高中就唸美國學校，之後大學及法學院都是在美國唸的，所以她的中文（尤其是文言文）在某些領域不是很強，但是總忘不了的是她一個一個字苦讀法律條文，並要我們解釋給她聽時那份認真，也忘不了很多時候她聽完後抱怨的說中文好難，為什麼不能改用易於瞭解的替代語詞的那份哀怨表情。不過Dolly從來沒被她不很熟悉的中文所擊敗，反而她讓我們成了她的眼和耳，然後她用她那聰慧的腦和流利的英文，一次又一次讓國外的客戶迅速及透徹瞭解了我們的法律和法院的判決。到現在都還記得很多次在看到她幫你改完後的memo心中那股「Yes! 這就是我要說的」痛快的感覺。時至今日，當Firm在大力推行「Fluency」時，我私心總以為Dolly早在20多年以前就是我們「Fluency」的典範了!
年少輕狂的我，在1992年離開事務所，加入另一家美國的律師事務所。當時一直以為做為一個新創的事務所，應該更有機會打造一個更好的執業環境，更能發揮自己的專長。但是事與願違，來自不同背景與文化的國內外同事在諸多事情皆難磨合，甚至多有衝突。1993年10月，Bill Bryson問我是否有意重回Baker，並告知Dolly要和我談。那時Dolly已住進台安醫院，我打電話跟她說等她出院我們再談，希望她能先靜養早日康復。但是她堅持要我馬上去醫院跟她談，還說不然她在醫院很無聊。去了醫院覺得她略顯衰弱，但是一如往昔，她仍然興奮的與我暢談回去之後要怎麼做。之後有一天晚上她打電話到家中，再三交待我第二天與事務所其他partner談重新加入事務所時，千萬記得要態度低調，要能虛心接受別人可能對我「叛逃」兩年的質疑甚或指責，絕對不可動氣，或是與人有言語衝突，她還說算是她拜託我，請我務必要做到。我答應了她，也做到了。但是直到後來才知道我去台安時，她已經知道自己得的是血癌，而在榮總打電話的那個晚上是她要第一次開始化療的前一個晚上，而且還是排隊在醫院打公用電話，因為病房內沒有電話。我從12歲之後沒再哭過，但是雖然她已經離開我們20年，每當腦海浮現自己想像中她在醫院的公用電話前的身影，憶起她說算她拜託我，我的眼眶中就泛滿了淚水，天底下你哪裡可以再找到一個像這樣的老闆啊？又有幾個人能有這樣的氣度接納一個桀驁不遜的叛將呢？
20年後換自己做Managing Partner，每當憶及當年Dolly的種種往事，就不禁汗顏自己做的不夠，不及她的千分之一，每每會想如果是Dolly，她會怎麼做，雖然再也聽不到她的聲音，也再看不到她的人，但是我知道，她永遠活在我心裡。Dolly，願妳安息，我們會接棒好好的做下去，期待有一天與妳再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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