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每每想起Dolly的早逝，就感到不捨與唏噓。及至最近，到了知天命的年紀，而Dolly也逝世二十年了，對生命與死亡，有了與過去不同的看法。Dolly的早逝得以讓她停格在那個年代，成為她永遠的形象。死亡不再是摧毀生命的毒鉤；死亡成就了永恆，使Dolly forever young, and Dolly is forever !
我對Dolly的懷念
我和Dolly相識共事，不過短短的八年，而真正和她工作的時間只有三、四年，然而Dolly對我的啟發與影響，卻是直到今日。其實會加入Baker & McKenzie及爾後決定繼續會留在Baker & McKenzie，也都是因為Dolly。容我帶你回到當年場景。
為論文請益，進了第一聯合
1986年我在政大法研所，跟劉鐵錚老師寫航空業自由化的論文。蒐集資料期間，得知東吳有一位教授楊鴻基也教航空法，因此到楊教授執業的第一聯合法律事務所，前來請益。
當年通過高考的正牌律師是稀有動物，楊律師（就是楊鴻基教授）言談間，問我有沒有意願到第一聯合服務。我張望那氣派的辦公室及名商巨賈的商業案件，躍躍欲試，但礙於論文仍是首要完成的任務，予以婉謝。隔不久，楊律師再提起，說第一聯合的受雇律師楊淑文要離職到德國去，和夫婿詹森林一起求學，亟需律師，問我可不可邊執業邊寫論文。我心動了，經過與第一聯合主持律師曾宗廷正式面談，又見過其他兩位合夥人蔡詩郎、陳玲玉律師後，就進了第一聯合。
我和楊淑文同坐一間double room 共事了幾週後，她就去德國了。之後，事務所又聘了一位王泰升律師，成為我的新室友。 王泰升一心要到美國念JD，公餘苦讀托福。我被他的精神所激勵，本沒打算出國唸書的我，也跟著準備起托福。彼此以「戰友」互勉，相互打氣。結果我們先後都進了華大，泰升晚我一年，他到了華大，看到東亞所完整的台灣日據時期史料，原本要念JD專攻證券金融法的他，斷然改念PhD，寫台灣日據時期法制史博士論文，造就他成為當今台大法制史權威教授，也獲得華大傑出校友殊榮。至於楊淑文，自德國學成歸國後，任教政大法學院至今。
到第一聯合不久，陳玲玉律師就離開了，加入四樓的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第一聯合在同一棟樓的九樓）。再過幾個月，又聽說曾宗廷律師也考慮帶整所，加入國際通商，所謂的合併，也應用在律師樓。我當時是小律師，跟著大律師辦案，其他時間都專注在寫論文及和王泰升準備托福事上，覺得事不關己。王泰升急著通過通托福出國，我則一心想趕快寫完論文趕快畢業，對生涯如何發展懵懵懂懂。於是我們告訴老闆，如果合併我們不會去。
因著Dolly，合併加入國際通商
然而事情的發展，永遠不是如自己想像或依自己的計畫進行的。認識Dolly 改變了我不想加入Baker的念頭。
我那時聽說，國際通商負責談合併的是一位叫Dolly Lo （陸台蘭）的美國律師，哈佛法學院畢業，又漂亮又能幹，非常洋派。這一來更確定不跟著下樓的念頭，心想我是不適合那個洋事務所的。
記得是在1987年春，Dolly和曾律師談合併之際，上來借兵，協助她辦理一宗中美合資之跨國爭議，一邊是紐約仲裁，一邊是台中法院訴訟，同時交鋒，而國際通商沒有合適的台灣訴訟律師可以處理台中法院的訴訟。我依曾律師的指示協助，但告訴老闆，如果暑假合併完成時，案子沒結，我還是要離開，到時得要轉給其他律師處理。沒想到，當開始與Dolly一起處理案件後，就被案件的錯綜起伏，客戶的強烈情緒（每次談判不順利，回到旅館就喝醉，第二天早上開會no show，Dolly就得安撫各方並派人去旅館叫醒客戶）及Dolly處理事情的洋派明快，及積極多謀所吸引，整個人都投入到那案件離不開了（事件發展之精彩容後再述），因此那年夏天合併時，也就跟著下到四樓的國際通商去上班，繼續跟著Dolly做事。
華大遊學、雪梨ATP，都是Dolly促成
到了國際通商，才發現從國中就開始學的英文，真正要用在每日工作上，竟然是這麼不夠用。這時才認真的準備聲請學校。感謝在第一聯合和王泰升的「戰友」期間，已經考過托福，可以馬上著手申請學校。因剛來國際通商才幾個月，不敢讓Dolly知道。但憑著Dolly不管多忙，卻能同時眼觀八方的本領，怎麼瞞得住，一下子就被她知道了。她小姐（她家管家「阿幼」這麼稱呼）不但沒勸留，反而幫我寫推薦信，還幫我分析各學校特色。這種超乎所期，真心對年輕後學的照顧，至今難忘。到了華大，除了家書，第一個就寫信給Dolly，她收到信後，打了一個長途電話到宿舍給我打氣，你完全能感受到在太平洋彼岸的她的真摯關懷。
一年LLM的課程很快過去，又回到台北國際通商，發現自己進步仍有限，還是不合適這種洋派的國際事務所，又蒙離意。這回真的小心保密，絕決不敢露出半點風聲讓Dolly知道。雖然同double room 的室友Cynthia (陳聖慈)，悲觀的對我說Dolly不會放我走的。但我心想心意已決，哪有走不了的事，一路到與對方敲定一切細節，才依規定的30天前的通知，向Dolly提出離職。果不其然，Dolly想盡辦法留我，提出各種方案希望我回心轉意，我心雖被Dolly的真摯所感動，但為了自認為的合適發展，只能堅定的說不。Dolly不再說什麼，但我和Cynthia都覺得她並未放棄，還在想其他方法。
一天，澳洲雪梨辦公室的partner, Elson Pow（鮑江偉） 來台北，我因為有案子和他合作，就把將離職的事告訴他。他問我原因，我告以訓練不夠，不認為自己合適這樣的國際事務所。Elson說很簡單，到Sydney office 做ATP，他願意帶我。當時國人對澳洲印象很陌生，一位同事聽了大笑，說那是要去放羊嗎？這笑聲讓Dolly聽到了，靈機一動，馬上做好去Sydney office ATP 的proposal，她知道我可以拒絕一切工作上的優惠條件，卻無法拒絕學習成長的機會，一動念間，就被Dolly 推去雪梨了，只好硬著頭皮對本要跳槽過去的事務所不斷道歉。如今回頭看，國際通商領頭羊的地位屹立不搖，而當年那夢幻組合的事務所，今安在哉？Dolly的堅持，在我人生的轉捩點，做了奇妙的轉折。
而今，我已超過Dolly當年的年紀，當遇到年輕律師碰到瓶頸而蒙去意時，我也會分享當年自己的故事提供建議。但聽得下去的人似乎不多，或許是我不像Dolly那麼persistence，或許也不如她那麼全心全意的愛護後輩吧。
Dolly帶領，踏進公共工程基礎建設領域
1991從雪梨回來後，還是跟著Dolly做事，開始覺得應該有一個可以深入發展的專業領域，但找不到方向。苦惱之餘，向Dolly請教。她手邊剛好有兩個不同類型的新案，一個是德商Zublin承包台北捷運新店線工程的案件，另一個記不起來，好像是醫藥或健康食品之類的。於是Dolly 就說你可以發展政府合約（government contract）或是另一種我記不起來的類型工作。起初Dolly認為另一類型較合適，想想又改說還是發展政府合約工作吧。就這樣，從Zublin北捷新店線的案件開始，我踏入公共工程領域，直到今日。
Zublin的工作，讓我開始接觸捷運工程合約，熟悉其中之專業知識及合約重點。接下來的馬特拉的案件，就是真正面臨挑戰。複雜的法律關係及錯綜的事實，以及堅毅並準備長期抗戰的法國客戶的嚴格要求，讓每天的工作都充滿了挑戰。雖然辛苦卻鬥志高昂，有Dolly在前面帶領，我們像是一隊精良矯健的軍師，對在前方打仗的客戶提供最佳的策略與後援。
除了捷運工程，Dolly帶著我也代表外商參與多件台電工程案件，譬如ABB的林口電廠工程、ABB Combustion核四龍門標案等。漸漸的，我開始有自己的客戶，尤其Dolly病後，我被迫獨當一面，繼續摸索著、努力地在公共工程領域前進，從交通運輸建設，繼而擴展到電力石化能源領域。因著Dolly，我才在這能源及基礎建設領域上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Dolly教我如何做一位商業律師、扮演稱職的legal counsel角色
Dolly不只幫助我找到適合自己的專門領域，她更教我如何做一位商業律師，及如何扮演稱職的legal counsel角色。我們受傳統本地法學教育的，好處是法條純熟，分析問題能力強，缺點是比較欠缺商業概念及整全的思考，分析完然後呢？在這分析下，要給客戶什麼建議，以致客戶能遵行規範又可達到想要達成的目標呢？如原方案不可行，有沒有替代方案呢？這些商業上如何面對實際問題給予實用可行的意見，這點，Dolly的教導讓我受益匪淺。Dolly能做一個成功的商業律師，除了她的法學修養，西方務實的作法外，也歸功於Dolly總是為人設想，及堅毅不撓，不達成目的不罷休的個性。
還有，Dolly在溝通協調能力上，也是翹楚。溝通，在複雜的法律問題及諸多利害不相同的關係人間，也扮演關鍵角色。一個好的legal counsel，應該是要能了解各方不同的觀點及關注，居間協調，調和鼎鼐，以達成共識與雙贏，而非火上加油，食古不化，或拿雞毛當令箭。而這絕不只是書本上的知識，法律人的傳承往往需要像師徒制一樣，徒弟在師傅旁邊跟著聽聞、跟著做，不只是法律知識技巧，待人接物，價值判斷，臨場反應等都是養成的一部份（英國制法學教育仍保有這傳統，芳儀到倫敦ATP，辦公桌就在大老闆辦公室裡）。我何其有幸，能跟在Dolly旁邊數年。
值得一提的是，Dolly從不因為我們是跟著學習的小Associates而忽略我們，她總是給我們credit，當和客戶介紹時，從不漏掉，好像我們是她重要的團隊似的，往來郵件、意見也都是一起出具，讓我們小小的心靈倍感尊重，雖然絕大部分都是Dolly的功勞。經過了這麼多年，閱歷漸長，也有機會參與多個機構運作，我總是從旁觀察那做主管的，如何對待一起做工作的小部屬，來判斷這人是否是一個真領袖，屢試不爽。
與Dolly的生命交集
除工作外，我們這群跟著Dolly工作的Associates，對Dolly的家和生活也有不同程度的認識。除了Dolly對人真摯，沒有架子外，也因為Dolly工作量大，工作時間長，在辦公室加班加不夠，有時也跟著Dolly回到她家工作。特別是Dolly和John Teng （鄧慧孫）結婚後，有了孩子，Dolly不能像以往在辦公室待那麼晚，就邀工作的Associates一起回家，吃過阿幼準備的家常菜（通常是乾煎鲳魚、蓮藕湯、炒青菜等），看孩子睡覺後，繼續工作。有一次趕工作太晚，就在Dolly家睡了。
說到John，Dolly開始和他約會時，我還當過幾次電燈泡呢。Dolly剛認識John時，直說John長得好好看，卻又嚷著說不可能，以致剛開始幾次吃飯見面都要拉著我。一次，John請我們去南海劇場看劉墉演的舞台劇「武陵人」，Dolly一直忙而遲到。劇場裡一片黑，好不容易找到座位，卻發現繞不過去，Dolly提議從椅子上攀過去，三個人就這麼做了，引起其他觀眾側目，好在已經開演了，看不清楚我們的臉。隔三天的週末，Dolly又說要去北投看蔡曉芳的陶藝，John也會去，我心想短短不到一個禮拜就見面兩次，一定會有戲唱，我得退場了。果不其然，一年後我去Sydney ATP，就收到Dolly和John的喜訊。
不只是世上的生活，在屬靈的生命，我和Dolly也分享著同樣的信仰。Dolly的辦公室有一個大大的翻銅的彌勒佛，Dolly叫它Happy Buddha，說不開心的時候摸摸它，心情就好多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她是受洗的基督徒，青少年時去的教會也是我的教會懷恩堂。只是Dolly回台灣執業後，不再去教會，直到生病時，受她的mentor Bob Dilworth的感召，又回到上帝面前（這段故事，請看Bob Dilworth給Dolly的信）。Dolly過世前幾週，都在讀聖經，特別是約翰福音，日記上摘錄著多處她讀經的經文。她的追思禮拜也是以基督教儀式進行。Dolly在美國史丹佛醫院治療無效後，於當地時間1995年 12月 2過世。John把她的骨灰帶回台灣，在找到墓園前，暫厝於懷恩堂。我因此得以在每週日去教會做禮拜時，準備小小的花束，到骨灰室獻花給Dolly。
我們的生命似乎有屬天的連結，隔幾個月，John問我，我父親安葬在哪裡，他要去北海為Dolly找一個安息地，朋友介紹金寶山，但他也想看看其他。我把父親在北海的墓園告訴他。沒想到，John回來後，說買好了，就選在和家父同一個園裡。從此，當我去看父親時，也會去看Dolly。家母對Dolly的感念甚至超過我，她常提醒我，沒有Dolly就沒有今天的我。每次我們上山看爸爸時，媽媽都會準備兩束對花，一對給爸爸，另一對給Dolly。John近年回台灣定居前，Dolly家人都在國外，鮮少有人造訪她的安息地。一天，我看完父親，移步到Dolly哪兒，遠遠看到好幾個人在那裡，正在納悶，走近一看，才認出是阿幼婆，帶著兒孫來看Dolly，還帶著金漆，將經年風霜的墓碑，重新補上金色的字。是啊，我們都深深地懷念著Dolly。
後記
時間真是一件神奇的東西，它擦去眼淚與傷痛，檢視真偽，去蕪存菁，一切不能長存的事，都因著時間而消逝，所留存的乃是屬於永恆的。Dolly在世短暫40寒暑，經過時間的淬練，如今常存的，是她的legacy，成為我們寶貴的資產，永恆的回憶與典範。
Dolly is forever young, and Dolly i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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