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我是個幸運兒—我得了血癌(1994/02)

我是個幸運兒—我得了血癌

也許應該先解釋一下，我為什麼一向認為我是一個幸運兒。

7歲時疼我的父親離開了我們。很幸運的，我母親堅強執著的身兼三個工作，把我和當時才十月大的妹妹帶大了。我母親教育我們，告訴我們：「人生最重要就是要自立更生」。從那時起，我就很努力的唸書，因為從前不是一個很好的學生。母親現在很欣慰，因為那十個月大的妹妹在美國念完建築學以後，嫁給一個法國建築師，兩人共同在巴黎附近開一間小小的事務所，育有一女一兒。

至於我自己呢！17歲時就得到我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在亞洲航空公司當夜間電話接線生，那年是高二。一年的工作下來，我存了足夠的旅費，買一張單程的飛機票到美國去唸書。又是很幸運的，美國衛斯理女子大學給了我全部獎學金（包括學費、吃住）。在衛斯理的四年中，我學習了女性要對自己有自信心、要對人生抱著一個樂觀、前進的態度。

衛斯理大學畢業後，很順利的拿到美國哈佛大學法律系獎學金，三年以後拿到了法律博士。

哈佛畢業以後，我在波士頓著名的事務所（Ropes & Gray）擔任了兩年的律師。那家事務所的幾百名律師中，只有兩個東方人，而我是其中一個。接受了他們非常完好而嚴格的訓練，我在民國71年回到台北的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工作。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是全世界最大的法律事務所Baker & McKenzie （貝克麥堅時）的中華民國之成員。

四年以後，我非常榮幸地以31歲的年齡被全球 Baker & McKenzie 的合夥人選為Baker & McKenzie本身的主持人之一。那時我是唯一中國女性的主持人，也是最年輕的主持人之一。我繼續在國際通商擔任法律顧問，因為我沒有本國的執照，所以我的工作範圍都是跨國性的商業交易，提供草擬合約、協助談判的服務。經由我的工作，我在台北漸漸認識了本國企業家及政府官員，也結交了許多所謂「女強人」的朋友。

民國77年我結束了快樂的單身女郎的生活，結婚了。經過二次的流產，在床上躺了四個月，很高興的在1990年間生下了我的女兒。兩年以後又懷孕了，起先很順利，後期就遇到了困難。當時，我一直忙碌著與一群廿、卅個成員的職業婦女及家庭主婦，共同努力讓外籍女傭合法化，以便所有請外籍女傭的婦女們不再需要擔心成為刑事犯。在我懷孕8個月時，還在立法院「示威」。非常幸運的，外籍女傭已變成合法化了，可是就在那個月我得了一個俗稱「蛇纏腰」的病。因為那場病，我認識了榮總的吳香達醫師，他的太太（陳國慈）是我的好朋友。一個月以後，我的兒子生出了，很幸運的完全健康，並沒有因為我這「蛇纏腰」神經方面的病而影響他的健康。

今年10月初，我開始感覺頭昏，呼吸短促，但是我在10月有很多的工作而且必須出國兩次，而我們的事務所又正逢搬家，並且在11月17日有一個開幕酒會。在開幕酒會那天，我們出版了一本書《大陸投資法律與實務解讀》。所以從10月到11月17日的一個半月間，我幾乎每天工作12到15個小時，才能完成每日所面臨的事。到了11月18日的晚上，我終於有機會到醫院去看看感冒、還有一點貧血。

沒有想到檢查出來的結果，醫生告訴我：「你是非常非常好運，因為以你這種過低的紅血球，在過去兩個禮拜，任何時候你都可能休克甚至死亡，而你竟然安然無恙。」

住在醫院的頭幾天，我的小姑以及好同事們都捐血給我。我很慶幸貧血好像好轉了，但是在11月24日骨髓檢驗後，我的醫生卻告訴我：「你得的是血癌，必須立刻想辦法轉院到一個可以照顧你的醫院。」那時，我想到了曾經協助我的貴人吳香達醫師。經由吳醫師，一夜之間就轉到榮總，並由他的好友，腫瘤科的陳博民主任，親自照顧我。我轉進醫院的第三天，就開始化學治療了。化學治療是一個非常辛苦而且考驗人的體力和精神的一種治療方式。四星期後，陳主任告訴我，在這次的化學治療裡面我緩解了，這就是治病的第一步。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如果得了血癌，可能不會認為自己是幸運兒，可是我卻覺得我非常幸運，因為：

一血癌（白血病）在現在科學發達的時代，並不一定是個絕症。大人得了血癌有七成到八成的機會可以緩解一到兩年。

一如果得了血癌的人是在45歲以下（我今年38歲），可以做異體骨髓移植，在60歲以前可以做自體移植。骨髓移植的成功率在大人裡面延長生命的，有百分之50到70。病人的身體狀況越好，成功率越高。

一得了血癌之後，我才發現我有許多真正支持我的朋友，包括鄭王怡、徐莉玲、鄭綿綿、殷琪、劉貞君、宋世美、唐秋玲、陳小梅、朱怡、朱蓮、呂國昭。還有我的丈夫和家人，同事們他們一一都以自己的方式給我完全的支持及照顧。

一很慶幸的在我治療的這段時期中，我的菲籍女傭以快樂的心情及愛心、很細心的照顧我在家裡一歲及三歲的孩子，讓我完全無後顧之憂。

當我把生病的消息告訴我的家人及朋友時，很多的人都哭泣，然後一直問我「為什麼你會得這種病？」我3歲的女兒感冒時不能來看我，就會問：「媽媽，你為什麼還在醫院？你為什麼要生病？」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一「為什麼是我？」

當然，我也問過自己：「我做了什麼孽？」我在我的過去中也找到了一些答案。但是那些答案都是消極的，不是正面的。

我住院的第一個星期天，陳主任來看我。他告訴我他要去參加慈濟基金會的一個建立「慈濟基金會台灣骨髓捐贈資料中心」的運動。下一個星期天，他又這麼告訴我。那時我才突然了解，我在這個時刻得了血癌，是有正面的意義：在我過去11年間在台灣所認識的許多人中，他們都有能力來協助慈濟的這項活動。這個活動需要愛心、金錢及本身的貢獻，我講這些事只是希望給那群一再問我「我能夠為你做什麼？」的人們一個回答：「你們可以支持慈濟的骨髓中心活動！」大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可以以身作則，自己捐血來建立這個資料中心，大企業也可以捐錢支付檢驗的費用，更可以散播資料給他們的員工，讓員工們了解在台灣建立一個骨髓資料中心的重要性。

在38歲面臨死亡時，我才深刻了解生命、陽光、孩子的可貴。我希望藉著我所經歷的一切，使在台灣現在需要骨髓移植的人，以及將來每一年需要骨髓的孩子們，有更多的希望、更多的生命力，因為我已經很幸運了！我的一生過得多彩多姿，有許多的朋友，許多關心我的人。能夠做的也都做了，孩子也生了。現在，我只希望有機會看著他們長大。

另一方面，我復原之後，我終將回到我所最愛的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繼續為我的客戶提供專業服務。我將以無悔的心情，繼續熱愛我的工作，一如往昔。只是，歷經這次死裡逃生的經驗，我將重新評估生命的意義，我將以部分的時間去服務其他受苦受難的人，尤其希望以有生之年，持續地為慈濟的骨髓資料中心而奉獻心力。如果您也願意發揮您的愛心，也許我們可以一起拯救一些在生死邊緣的血液病患！

陸台蘭199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