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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08/09 Dolly 書信 to BAKER & McKENZIE (Re: 開始收集書面資料，在台北成立一個志願癌症諮詢小組的可能性)





BAKER & McKENZIE


I have thus begun collecting written materials as well as discussing with fellow cancer patients who are in remission, or others interested in this area of work, the possibility of starting in Taipei a volunteer cancer counselling group.  When I am back at Stanford, I plan to contact the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about training programs for such volunteers and hopefully, will be able take part in such a program.  Once I am able to return to full time work, I would like to devote one day a week to counselling work. If any of you are aware of special training programs in this area or good educational materials, please let me know.


Finally, I wish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to the many of you who have continued to call or send notes of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Each of these messages was a ray of sun when I was hospitalized. I am indeed blessed. I will "report" again in October when a clear path of treatment has been determined. 


dolly\080994.dtl


因此，我開始收集書面資料，並與處於緩解期的癌症患者或其他對這一領域工作感興趣的人討論在台北成立一個志願癌症諮詢小組的可能性。 當我回到史丹佛大學時，我計劃聯繫美國癌症協會，了解針對此類志工的培訓計劃，並希望能夠參加這樣的計劃。 一旦我能夠恢復全職工作，我想每週花一天時間從事諮詢工作。如果你們有人知道這方面的特殊訓練計畫或好的教育材料，請告訴我。 最後，我謹向那些不斷致電或發送鼓勵和支持的人表示感謝。當我住院時，這些訊息中的每一條都是一縷陽光。我確實是有福的。等明確的治療路徑確定後，我會在10月再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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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12/21，台北追思會，王陳恩美隔岸致詞 ( 文字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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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感念Dolly - 東西方的衝突與結合 / By 黃瑞明 Remington Huang

我跟Dolly同年在台灣出生（1955年），同一年法律研究所畢業（她哈佛，我台大法研所），同年同月進台北Baker（1982年9月），Dolly讀的是美國頂尖學校（衛斯理、哈佛），而我一路就讀本土公立學校。Dolly哈佛畢業後，在波士頓著名事務所工作歷練二年，我那二年在南部服預備軍官役，每日與軍監人犯為伍。因此 當我退伍後一星期頂著平頭進台北Baker，在走廊見到Dolly，她那充滿自信與活力的身影，中英文流暢，容光煥發的氣質與作風，宛如來自不同星球的人。 當時事務所裡，包括我在內還有幾位台灣執照律師，每個人都是以less than 1% 錄取率考取執照的台灣驕子，面對來自哈佛的美國牌律師，大家年紀相仿，互動之間當然有Tension及競爭。 當時Baker的主要工作是對外商提供法律服務，Dolly不諳台灣法，而台灣律師則面對老外，有口難言，下筆寫英文有如千斤重，因此許多工作都必須中西律師一起合作。台灣執照律師與Dolly合作成為工作常態。Dolly常一手拿著鉛筆及黃色筆記紙，跟台灣律師討論後撰寫法律意見。我很快就發現Dolly聰慧異常。很多台灣法下的概念，Dolly很快就能掌握理解，用英文精準地表達出來。甚至還會追問些問題，啟發新的思維方向。Dolly擅長打字，常常在討論完之後，立即在打字機上劈里啪啦一下子出現一篇頭尾完整的法律意見，令人嘆為觀止。當然，有時會出現法律意見的爭執，有幾次我們對法規解讀不同，彼此互不相讓，氣氛僵持之下，最後雙方打賭，以老吳的意見為準，輸的人請客，如此打賭了好幾場。 Dolly以她卓越的中英文能力，在工作上處於絕對優勢，難免給別的同儕壓力，但我也可以感受Dolly竭力避免鋒芒外露，從未出口傷人。她在指正別人錯誤時，不忘適時講幾句溫暖鼓勵的話，因此在事務所內得到同事衷心敬愛喜歡。 我在Baker工作兩年後，準備到德國事務所接受為期兩年的實習訓練，Dolly親自處理所有申請文書，所有與芝加哥或法蘭克福的溝通文件都由Dolly親手打字撰寫。在我出國期間，Dolly成功地引入第一聯合律師事務所多位台灣執照律師，壯大了Baker本地法的優勢。Baker在今天兼具本土與國際優勢，堪稱最本土化的國際性事務所，也是最國際化的本土事務所，Dolly實為背後最大推手。Dolly兼具中西法學教育與文化之長，她早年的努力奠定了Baker台北今日的基礎。 工作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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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紀念Dolly逝世20週年 /By 鄧慧孫John Teng

1995年12月2日下午在去舊金山機場搭機返台工作之前和Dolly道別，當時計劃三個星期之後再回去陪她，氣息微弱的Dolly坐在Palo Alto家中客廳對我微笑的說：「我會想念你的！」，我也對她說：「我也會想念妳的！」那就是我倆最後的一面，直至臨終仍然對我深情的關懷，這就是Dolly。 看到國際通商同仁對Dolly的追思，我是她身邊的見證人，Dolly就是大家描述的愛B&M，愛同仁朋友如己的好朋友，不論在她健康或是生病的時候，我總是看到聽到她發自內心對同仁和朋友們的關懷操心，生命以愛人助人為中心是Dolly的本質，也是逝世20年後，大家還在懷念她的一點一滴，Dolly精神不死的原因。 Dolly的人生關懷及於社會國家，'80年代末期，外傭尚未合法化，我們陪著有數月身孕的她，坐在立法院門口建議立法；在反對黨合法化之前，參與群眾台北街上遊行抗議；生病之後，了解到華人世界沒有骨髓銀行的重要，號召朋友、客戶、同仁出錢出力支持慈濟骨髓銀行的建立。Dolly辦公室內牆壁上英文大字「公義」是她在生活中的實踐。 Dolly最令我欽佩的是她持續不變正面積極的人生觀，血癌生病兩年中，歷經各項治療的艱苦折磨不知有無明天，她不曾在任何人的面前流淚，在體力短暫恢復期間，就寫信給同仁、朋友、家人，報告近況鼓勵大家，期望回到台灣，盼望回B&M工作。 這20年來，Dolly熱愛的國際通商在各位同仁的努力下已是台灣首屈一指的法律事務所，持續名列台灣金融銀行、資本巿場、企業併購、保險、不動產及營建、資訊科技及傳播、爭端解決、勞工法及聘僱、基礎建設、能源、稅務、智慧財產等領域的頂尖事務所。尤其可貴的是B&M在社會服務方面熱心公益，經常與客戶攜手做公益，並且榮獲各項社會企業責任奬，其中Euromoney Asia將B&M評選為「最適合商務法界女性的國際事務所」，「最適合少數族裔女性律師事務所」，認識Dolly的朋友們一定了解Dolly在天堂也會為此高興的大聲鼓掌歡呼。 在病中，Dolly一再跟我說，她已有一個精彩的人生，非常感恩，沒有任何遺憾，只是想到兩個年幼的兒女，依依不捨，因而流下眼淚。當年三歲的陸安、五歲的安琦，這20年來已經大學畢業，安琦在香港一家教育公司服務，負責市場調查，協助併購學校，她的志向是在開發中國家設立一家一流的學校；陸安在紐約市一餐廳任職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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